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状况，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官方刊物《半月谈》刊文称，中国人口还要继续增长30年，性别失衡不可忽视。为此，中国了解中国当前的人口总量、结构和未来人口状况的变化轨迹、研究我们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应该采取的对策，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多种预测表明：中国人口仍然要继续增长30年
前不久，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清华大学回答学生的提问时曾经说：中国现在有13亿人。这个数字其实不太准确。因为2002年年底中国人口为12.85亿，在2002年人口总量的基础上，如果2003年上半年中国净增加人口400万，则中国现在的人口总量估计应在12.9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总量在2004年年底或2005年年初，才可能达到13亿左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直线下降。到1998年，中国人口自增率第一次下降到10‰以下，为9.14‰,2001年进一步下降为6.95‰。考虑到城市化和农村非农化的影响，也考虑到中国青年初婚年龄的推迟，中国人口的自增率还有下降的余地。这样，中国未来年均净增人口有可能会降低到800万之下。
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现在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15~50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之和)仅仅为1.22。这不但大大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而且还低于亚洲的某些富国如日本(2001年为1.3)和韩国(2001年为1.5)。大体来说，中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与大多数欧洲国家差不多。不过也有人口学家对此数据持有保留态度，而将总和生育率认定在1.8左右。多种预测表明，假如将中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认定在1.8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峰值可能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到来，峰值大约在14.8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人口仍然要继续增长30年，估计净增加将近2亿人口。
小康社会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如果将21世纪前半叶划分为两个阶段——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前20年和小康社会建成后的后30年，并以这两个阶段的人口结构特点分析，那么，前20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大，后30年中国的养老负担会日渐沉重。
在2001年年底，中国城乡共有就业人员7.3亿，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4.3亿还多出了3亿。另外，中国每年的新生婴儿也将近有1700万左右。倘若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需要，那么，失业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
有预测表明，中国15～59岁人口会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刹车。该年龄段人口，到2020年会增长到9.4亿左右，比现在的8.2亿要净增加1.2亿。这就是说，在未来的20多年间，中国将在克服现有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得为新增加的这1.2亿人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因此，就业在建立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国家应该将就业问题作为一项长期基本国策来对待。
一般而言，国际上将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2001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83%，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大大增加。这样，老年人退休后的平均余命也会随之延长。中国男性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0岁，女性是73岁。在2050年左右，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会延长到75岁左右，女性会延长到80岁左右。这会大大增加未来的养老负担。根据联合国社会经济司人口处的估算，1999年每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对应的15～64岁人口，中国为10人，日本为4人，美国为5人。但在2050年左右，每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对应的15～64岁人口，中国将下降为3人，日本为2人，美国为3人，届时中国的养老负担将与美国差不多。
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低时就过早地跨入老龄化社会的大门，在跨入老龄化社会后，又将在本世纪前半叶的后30年经历快速老龄化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建立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不能解决诸多发展问题，那么，在后30年老龄化的压力之下，我们将会给现在的独生子女增加过多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步履沉重地度过自己的成年。
基础教育亟须财政投入，高等教育可实施市场化
总体上来说，中国每100人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只有4人左右，每100人中受过高中及中专教育的人口只有11人左右。这表明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比较低。
另外一个衡量人口素质高低的指标是文盲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文盲率为6.72%，这意味着中国仍然有8500多万的人是文盲。尤其在农村，受过高中文化程度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5.22%，受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人口仅为0.61%。
虽然国家教育财政的投入在逐年提高，但由于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基础教育的发展仍然缺少动力。在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和基建支出构成中，高等学校的比重一直上升，农村初级中学的比重却有所下降。目前中国还有几百个县未“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初中的辍学率仍然很高。如果以2002年中央所属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准，那么，一个大学生的教育经费支出，就相当于20.1个地方所属农村初中生和23.9个农村小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因此，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将主要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基础教育上来，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而对高等教育则应实施市场化和产业化政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投入结构就是这样的模式。
性别失衡冲击不可忽视，未雨绸缪应早作应对
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发展史说明，在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都徘徊在102~107之间，即在出生的婴儿中男女比例达到102∶100~107∶100。在男婴死亡率高于女婴，男性青少年死亡率大于女性青少年死亡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到婚龄段，男女两性的人口就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不致引发婚姻挤压和就业等社会问题。如果超过了107的警戒线，就很难保证婚龄年龄段人口在男女两性间的均衡。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到了1990年为111.70。如果说1985年到1990年的出生性别比只是在111左右徘徊的话，那么，自1991年开始，就出现了年度递增的趋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即在出生的婴儿中，男女比率达到119.2∶100。这就是说，如果以107为最高警戒线的话，中国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比正常值已经高出了许多。虽然专家们认为婴幼儿性别比的这个比值存在水分,但失衡状况却是现实存在。
前苏联、朝鲜等国在战争时期所造成的男性人口的损失，就给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以非常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婚龄人口的婚配问题，更是难以协调。在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问题。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国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就很难以国际移民的方式觅求出路。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就很难设想“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状况，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持续进行的。这种长期累积的青少年男性多于青少年女性的人口结构状况，已经形成了未来的婚姻挤压，如果再持续下去，未来这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婚恋问题，会成为让政府和老百姓最头疼的问题。这个局面如果不改变，其严峻后果将不可想象。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对出生性别比上升的原因给予足够的认识，并提出积极可行的解决方案。
城市化进程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不能迟疑
世界城市化历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超过30%，那这个国家或地区就会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36%。
在21世纪的头20年，城市人口的总量将会加速增加。如果再做进一步预测，在2015年左右，中国总人口中将有一半生活在城市之中，在2020年左右，将会有5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时中国城市人口的总量将达到8亿，即比现在的5亿再净增3亿人口。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最汹涌澎湃的冲击浪潮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现在，大约有8000万到9000多万的农村籍劳动工人支撑着城市的发展，他们是城市新来的工人阶级。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农民工人的流动，主要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季节性候鸟式流动。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流动者不再流动，而在城市扎下了营盘。城市服务业的扩大，使女性到城市找工作的几率越来越多。这些农村户籍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也增加了，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等经济活跃地带，那些生产流水线上的职工，基本都由这些新型工人所构成。这种新型城市工人中的某些人，在城市化自己的同时，还将自己的家庭也迁入到了城市。
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就在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变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消除城市对农村人口的迁入壁垒，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使城市成为全国人民的城市而不只是城市人自己的城市，应该成为我们时下考虑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