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资源换增长”已走到尽头
科学发展观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落实到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来。为何如此强调?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为我们细解原因：
一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其脆弱性，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是：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
二是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日益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
三是我国这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
无序、无度的消耗，迅速透支着我们宝贵的资源。以下是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一组沉甸甸的数据：
──从上世纪50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52年我国人均耕地2.82亩，2003年人均耕地减少到1.43亩，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仅最近7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被占耕地大量闲置。同时，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的4/5。
──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
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资源、环境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我国现在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摒弃传统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完善核算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强化企业管理，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系副主任雷明认为，从技术层面上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三是资源再生化率不高。现在我国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靠程度已经很高。去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而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我国每新增GDP一块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比日本多13倍以上的能源。此外，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比如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
有关资料表明，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全球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而在全球能源能产量中，国际贸易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一方面是国内、国际资源供给紧张，一方面是资源利用方式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针对这一状况，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我国必须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走循环经济之路。
他介绍说：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行为，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潘岳强调，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
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
呼唤绿色核算体系
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必须排除干扰，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之路径。
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由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等。然而，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
牛文元教授指出，在评估成本与资本时，国民经济核算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而这已经危及到维持经济发展。此外，由污染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对人类健康和财富的影响，甚至用来维持环境质量的费用，也被当作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增加来加以核算，而实际上这些费用只应当作为社会的维持成本。
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牛文元说。
据雷明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说“环境欠账”。这个数字意味着，在我国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从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理想情况应从每年GDP新增部分拿出40%~60%对环境进行补偿。
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已势在必行。我们相信，绿色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对我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将与国家统计局一起，会同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加紧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不仅包括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科学考核体系，以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各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