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的北京，来自北京大学、军科院和国防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正在为国民经济协员发展规划献计献策。“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特征是：防御型的战略目标，仁德型的战略文化，低耗型的国防投入。要在新世纪里实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动员‘双赢’目标，必须选择国民经济动员‘纳入式’的发展模式!”一位大校掷地有声地说道。在场的人都向这位头发花白、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发言者投去赞许的目光。他，就是享誉军内外的国防经济动员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博士生导师朱庆林教授。
人到中年志始张
20世纪80年代初，朱庆林从北京调到武汉军事经济学院任教。在讲授政治经济学时，他发现教学内容很少涉及到国防经济理论。“是自己知识面不宽，还是学术界对国防经济理论研究重视不够?”为了寻找答案，他一头扎进了图书馆。
那个时候，学校的图书馆硬件很差，连复印机也没有，他只能把书借回家里，一个字一个字摘抄。有些书不能外借，他就亲手裁制了大量卡片，随身带上几张。见到有价值的资料就趴在书架上记下来。日积月累，竟攒出了几抽屉的卡片。朱庆林花了一年的时间，借阅了馆内所有关于经济学类的书籍，还多次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进行调研;到省图书馆、武汉各院校查找资料;向专家学者请教。
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国家计委国防司为了推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发展，先后召开数十次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讨会，朱庆林应邀参加。回来后，他不仅带了几大包资料，也带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框架。
在朱庆林心里头，始终有着一个强烈的信念：向新的学术领域冲刺，老兵就应该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他毅然选择了国民经济动员的五个重大理论课题，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潜心研究。
敢在荒滩求建树
朱庆林在家中赶写《国民经济动员学概论》初稿时，“火炉”武汉的盛夏，屋里闷热潮湿，蚊虫也特别多，家人一到晚上都到汉江堤边消暑去了，他却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书。一长时间吹电扇头就发晕，只好靠点上蚊香，裹上床单，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到了冬天，武汉同样寒气袭人。为了驱寒，他叫家人找出在部队当兵时用的大头鞋、军棉帽，把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
多年来，围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动员学这一课题，朱庆林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中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和研究方法的滞后。为此，他走上了边干边学，边学边干这条艰辛的自学道路。朱庆林给自己规定了一条纪律：在家每个月去一次书店，出差在外只要有空先去书店。
在人生的旅途中，朱庆林不断进取，也不断传出捷报。他先后主责完成国家级软科学课题《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出版《国民经济动员概论》、《国防需求论》、《经济动员基础论》、《经济动员机制论》和《经济动员准备论》。这些成果被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誉为“九五”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并作为众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材使用;重新界定了国民经济动员范畴，提出了经济动员基础的“母子堡”模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同行的关注和赞扬。
甘为人梯育新人
朱庆林在武汉工作，然而在北京，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界，却广为流传着“南朱北库”之说。当许多人都尊敬地称他是国民经济动员学的拓荒者时，他总谦逊地说，还是叫我铺路人吧。
当名人，成专家，不是朱庆林的人生追求。他深知，学院要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领先国内，需要一批批青年人才尽快脱颖而出，携手攻关，形成集团作战的优势。为此，他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人才建设上。一次，某军区进行国民经济动员网上演练，邀请朱庆林参与理论总结。他带领两名硕士，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从拟提纲到写草稿，他让学生来唱主角，挑大梁，自己亲自把关，一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直到满意为止。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他看得极为认真，不等学生找上门来，他常常主动询问学生论文框架搭得合不合理，进展如何，缺少什么资料，并亲自和学生一同推敲论点，查找资料，校对文字，甚至连标点符号这样的小毛病他也要修改过来。经过精心指导，他带的学生，屡次在毕业论文答辩中获得优秀。
学问无止境，奋斗无止境。朱庆林把自己的事业与国民经济动员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