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国家，癌症都是排名前五的致死原因。世界卫生组织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称，到2035年，全球肿瘤患者可能达到2400万人，在20年间增加近五成，防治形势严峻。但同时，在治疗癌症的道路上，医学机构、科研人员及医药企业等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全球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癌症死亡率实现了持续下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篇文章中说，癌症研究学界在抗癌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我们处在转折点上，科学已经准备就绪。”
美英德日，癌症死亡率均有下降
“由于癌症发病需要经历较长时间，发病率的变化很难说明短期内的癌症防治效果。而癌症筛查的普及和技术的提升也必然在短期内造成检出病例的增多。相对来说，死亡率的变化更能说明癌症防治的一些现状。”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陈万青教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我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去除老龄化因素，发病处于持平阶段，死亡率也已显现下降趋势。
筛查早诊、技术提升是两大主因
陈万青认为，死亡率的降低首先源于早诊早治政策的贯彻推行；其次是治疗方案的改善，过去，人们治疗癌症的经验不多，治疗方案自然不如现在成熟；再次，技术上的进步有助提升治疗效果，比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部分肿瘤患者进行靶向治疗后，生存率已有了明显提高。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癌症研究专家帕尔克尔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将死亡率下降的主因归结为早诊推行和技术进步。事实上，这也是多数国家癌症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早期诊断方面，以德国为例，他们坚持女性每两年一次的乳腺癌和宫颈癌检查，推行单位体检和公益性专项筛查，还为每位癌症患者建立了从发现到治疗全过程的完整档案，然后由统一的癌症中心进行数据合并、检查、分析和评估，绘制成“癌症地图”，以促进早期确诊和合理治疗。美国乳腺癌患者生存率的提升，同样得益于筛查制度的普及，在政府和医疗保险公司的支持下，全美75%的50岁以上女性每一到两年就要接受一次乳腺影像学检查。为了提高早诊率，日本癌症研究和治疗中心会花大钱购买最先进的设备，现在，一些5毫米以下的癌症也能被及早查出。
除上述两大主因外，各国也在呼吁和促进国民改善生活方式上做出了大量工作。美国强硬控烟，实现了肺癌患者死亡率的下降；日本政府长期推行的早期“食育”教育，帮助日本国民成功对抗了原本高发的结直肠癌；英国举办“了解癌症”运动，并推出免费接种计划，HPV疫苗保护很多年轻女性可以免受宫颈癌之苦。
进步的空间仍然很大
癌症防治在全球的进展情况并不平衡。以印度为例，当地媒体援引2015年《柳叶刀》杂志的评估报告称，受迫于基础诊疗设施落后以及处置不当，印度癌症患者5年及以上生存率仅30%，不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半。尽管目前印度在肺癌、肝癌、胃癌、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上均有价格便宜的分子靶向药物生产，药效与欧美原研药达99%相似，但因为早期发现和干预不够，致使印度众多一线抗癌药没能充分发挥效力。
相比较印度，我国已经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肿瘤监测系统，且近年来在政策引导、科研投资上都有所强化，但对比发达国家，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依然很大。
监测体系要提高覆盖面。在陈万青看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监测体系是做好肿瘤防控工作的基础和重中之重。“我国的肿瘤监测系统现虽然较过去有不小的进步，但仅仅覆盖全国不足30%的人口，与美国高达95%总人口覆盖率的体系有很大差距。”
科研要跟临床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项目都存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脱节的问题，以致投入人力、财力的很多科研项目，无法真正给患者带来福音。今年4月，科技部发文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并整合了一大批科研项目。陈万青认为，这一政策促进了科研与临床的接轨，日后应该能为癌症患者带来更多现实好处。
用技术突破筛查缺陷。早诊需要借助有效的筛查手段，但很多现行方法都不符合筛查原则。陈万青解释说，合理的筛查应当满足简便易行、无创、灵敏度特异度高、符合卫生经济学要求等原则。然而，病理检测、CT影像检查等现在常用的方式，都需要有经验的专家进行判断评估，很难推广到基层医院；内镜活检等有创检查还可能造成身体损伤。另有一些检查，如前列腺癌筛查仍存在争议，有专家认为其可能造成前列腺癌的过度治疗。因此，研发更符合筛查原则的技术手段，已成为各国科研人员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比如，从基因、细胞层面发现更多肿瘤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通过体液检查实现无创筛查。如能研发像验孕棒一样简便的试剂盒，推广到基层会更简便。
陈万青最后强调，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很多防控措施都要因地制宜。比如，我国地广人多，各地区人口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预防筛查方法就不能“一刀切”式地推广，偏远贫困地区应强调生活方式改善，大城市适合有条件地提高筛查覆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