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例特殊的肺炎病人。此后两个多月该省河源、中山等地接连发现类似症状的患者，与之有接触的医务人员不久也发生了相同症状。
2003年1月末，专家分析确定，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有一定程度的传染性。
2月8日，刚刚结束7天春节长假的广州市民，发现整个城市正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慌中。电子邮件、手机短信都在传递着相同的信息：一种怪病袭击广东，容易传染，原因不明，无药可治。整个城市惊慌了，不少人“逃跑”，接连发生了抢购药品和食物的风潮。
2月10日，广东省卫生厅和广州市政府郑重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们惊讶地发现：这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已感染了300多人，5例死亡。官方称，传染范围已被控制，已有59人被治愈，情况正在好转。
然而事情却并未如人所料。
2月26日，越南河内一名48岁的美国商人，在从上海和香港回来后，突然因类似感冒的病症病倒。20名接触过他的医务人员不久也被发现有同样的病症。
3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一名关姓妇女从香港回去后，因患有类似肺炎的症状不治身亡。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出全球警告，声明一种非典型肺炎已经在广东、河内和香港蔓延。
3月13日，在越南河内发现患病的美国商人不治丧命。多伦多，关女士44岁的儿子不治丧命，另外4名家庭成员被留院医治。新加坡，3名2月底从香港回来的女性被发现患有肺炎。不久，6名曾与她们接触过的医务人员和家人也被发现有感染。
3月15日，河内同一情况的死者中又增加了1名护士，同时有6人被感染。台湾一名64岁的妇女和一对夫妇，在经香港到中国返回后，也因为有关病症而病倒。新加坡境内，被感染的人数增加了7个，使被感染的人数增加到16人。德国法兰克福，新航一架班机上的一名相信遭感染的新加坡医生，被送进当地医院治疗。
……
不明病因?无法医治?高度传染?这种后来被称作“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的传染病，一瞬间震荡了地球。“SARS恐慌”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更远远超过了SARS本身。
随着发现SARS病例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科学家纷纷投入到寻找病原的队伍中。
早在2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洪涛院士就通过电子显微镜发现，死于SARS的两份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颗粒。中国政府迅速要求WHO专家调查，衣原体是否是致病原。结果出人意料。3月底，大多数实验室的报告，没有找到衣原体。
3月19日，香港研究者提出，引起SARS的病原体可能是某种副黏病毒。与此同时，德国、加拿大科学家也得出同样结果。
然而形势又一次花明柳暗。3月23日，香港大学医学院和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几乎同时报告，一类冠状病毒有可能才是引起SARS的元凶。紧接着，德国科学家也得出“冠状病毒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的初步结论。
至4月4日，参与研究的全球13个实验室中，有10个倾向于认为致病原为冠状病毒。
4月9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及流行病研究所通过基因序列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冠状病毒结论。
4月13日，加拿大科研人员宣布破译了怀疑与SARS有关的冠状病毒基因。
4月16日，荷兰科学家成功完成冠状病毒实验的动物模型，确证导致全球肆虐的SARS病症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
至此，国际病毒学界确认病原的“科赫原则”的四个条件全部满足。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为致病原。
人们对传染病的恐慌是有根据的。历史上，传染病对人类的杀伤，远远超过了所有战争的总和。
人们闻“黑”丧胆，心中留下难以消除的恐怖
真正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目前只有一种———天花。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79年4月在肯尼亚宣布：天花已在全世界内消灭。致病的天花病毒，保存在4个世界著名的实验室里，供研究使用。
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天花就已在人类中间流行。科学家从公元前1160年的木乃伊身上，就发现有类似天花的疤痕。公元1世纪汉代之时，天花随战俘传入中国，因而在古代中国被称为“虏疮”。
在17、18世纪，天花是西方最严重的传染病。英国一位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曾描述：“天花总是不时出现，使教堂的墓地里尸体充塞，所有未曾患过此病的人，无时无刻都要提心吊胆。”
1616—1617年天花大流行中，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部落全部灭绝。18世纪初，冰岛的一次大流行中，死了近40%的人。18世纪的欧洲，每10个人中就有1个死于这种疾病。有历史学家形容说：18世纪的欧洲，一个女人，只要面孔没有天花的痕迹，就意味着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两个世纪中，欧洲死于天花的总人数有3亿之多。
骇人听闻的瘟疫当然不只一种。
1348年，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各个污染的处所，甚至每个角落都打扫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也颁发了，种种保护健康的措施全都实施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祈祷哀求……可是一点也不起作用，健康的人，只要碰一下病人或死者的衣物，也会染病而死，甚至连动物也不例外。
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街道上尸体纵横。常常是夫妻、父子、兄弟一家人，装载在一具运送尸体的架子上;教堂的坟地、家族的祖茔已经无法容纳，只好临时在周围挖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尸体成百成千地葬下去，就像货物堆塞到船舱里去似的。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据统计，仅这年的3月至7月，佛罗伦萨城里就死了10万人。这种可怕的疾病，就是叫作“黑死病”的鼠疫。这一年，欧洲的死亡人数高达250万，其中意大利死了差不多一半人口，法国也减少了人口的3/4,英国仅伦敦的一个公墓就埋葬了5万具尸体。在这前后，中国、印度、巴格达、埃及都有大范围的流行。人们闻“黑”丧胆，心中留下难以消除的恐怖。
与“黑死病”不相上下的，便是霍乱。
霍乱的滋生地是印度。由于古代交通限制，印度与世界各国隔绝，此病的传播比较慢，医学史家形容说是“霍乱骑着骆驼旅行”。因此，直到19世纪初，霍乱主要局限在当地。然而世界贸易的不断扩大，也为霍乱病毒更新了“旅行方式”。整个19世纪，说是霍乱的世纪一点也不为过。这一期间，霍乱共有6次世界大流行的记录，而中断的时间远远短于流行的时间，从1817年至1926年，只有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人们怀着内心的恐惧过着远离霍乱的日子。
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瘟疫，是几乎人人都得过的流行性感冒。
1918年，一场致命的流感席卷全球，密集的人群和战时恶劣的生活环境为流感病毒创造了良好的生活传播环境。疾病从西班牙开始，跟随着战士们的步伐，渐渐蔓及欧洲和美洲，战士还没上战场就倒下了，途经的村庄也未能幸免，因为始终没能找到病原体，2500万至5000万人因此毙命，仅美国的死者就有50万，远远大于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
恐慌、偏见也是杀人的“瘟疫”
面对大范围的流行疾病时，人类的反应首先是无所适从，因无法可施便产生恐慌，这时，那些得病较轻或者没有得病的人，在众人眼里便成了“罪人”。
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与基督徒比起来，犹太人的得病率和死亡率明显要小得多，甚至就是同居一个城镇，这种差别也十分明显。
事实上，犹太人很早就知道直接接触病人的衣物、用具与疾病传染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古代的犹太人曾编纂了一系列有关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的法规，强调必须隔离、烫洗、焚烧病人用过的衣物，擦洗、烟熏他们生活过的住房;还严格要求接触过人或动物的尸体、甚至他们的脓液或腐烂机体的人，都得对自己的身体及身上的东西进行彻底清洗。这些留传下来的生活习俗在瘟疫中帮助了犹太人。
但因成批的死亡而惊恐的人们，对这种现象产生了愤怒。对犹太人的偏见更将这种愤怒变成猜忌，偏激和仇恨：一定是犹太人与魔鬼撒旦沆瀣一气，合谋制造出这场导致千百万基督徒死亡的灾难。
一时谣言四起。有人说，犹太人与魔鬼在城市乡村散布毒药;有人说，犹太首领从耶路撒冷运来毒药，分发给各地的犹太人，投入井中;还有人说，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犹太阴谋集团，在有计划地破坏基督教文明，制造这场灾难便是其中一部分。至于所谓的“毒药”，有人说是能致人于死地的蜥蜴的肉，有人说是蜘蛛、壁虎或蟾蜍身上的毒液。
在迫害中，法国南部两个省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灭绝;一个居住在瑞士的犹太人在严刑逼供下认了罪，结果，他所在的社团，所有7岁以上的犹太人均被判有罪，立即处以死刑;苏黎世的犹太社团遭到驱逐，永远不能回去居住;一批居住在日内瓦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类似的暴行遍布欧洲各国，持续了3年之久，共发生了350次反犹大屠杀，60个犹太人的大社团、150个小社团被焚为平地，数万犹太人死亡，遭驱逐、财产被没收的事更是无法计算。
这次反犹运动理由的荒唐，连教皇自己也认为纯属栽赃。直至黑死病因气候严寒等原因自行熄灭，反犹运动才渐渐平息下去。
并不是只有大规模的烈性传染病才会让人失去理智。
麻风是一种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传染病，但它是慢性的，也不一定会致死。引起这种疾病的麻风分枝杆菌，是少数几种尚未在人工培养基上实验培养成功的致病菌之一。麻风病的传播方式至今仍模糊不清。
按中世纪基督教的观念，一个人患了麻风病，是由于犯有罪孽，引起了上帝的愤怒。因此，在现实社会中，所有麻风病人都被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为了将他们与普通人分离开，欧洲将一部分麻风病人流放到大海中无人迹的岛屿上，却不提供任何医疗手段。更多的国家兴建大量麻风病院，进行关押。麻风病院中对待这些受到上帝惩罚的人是十分严厉的。那里的生活，实际上是等于幽禁，病院的规章制度近于严酷，强制所有进院的病人宣誓遵守。例如男病人必须与他的妻子正式分开，女病人甚至要宣誓做一名修女，过完全与社会脱离的独身生活。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6年曾发布过一道公告，命令伦敦市和全国各郡，对所有不肯在限定的15天内离开市区的麻风病人，就没收属于他的全部财产。中世纪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当时在英国，还规定麻风病人只能穿一件特制的衣服：一袭黑色的斗篷，前胸贴有两块会掀动的白色补丁，帽子上也有一块同样的补丁。这样，不但远远就会被人看见，而且走近时，补丁发出哗哗的声响，会引起旁人的警戒。
这些过于严苛的法令，使麻风病人除了肢体伤痛外，心灵也受到极大摧残。麻风病人不得不身穿斗篷，挈妇携幼，风吹雨打，在街头屋角躲躲藏藏地生活。
对疾病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不都能顺利被接受
18世纪9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出过牛痘———牛的一种病———的挤奶工从未出过天花，并从此获得启发，发明了通过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办法。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最初受尽诬蔑。谣言称，那些种了牛痘的人最终都长了角，脸相也变得像牛，还丧失了语言能力，只能像小牛似的叫。人们甚至还展出了漫画，找到“牛面孩”，来证明接种会导致人类向动物退化。
这些宣传当然没能经过事实的考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在了解种痘的积极作用后，出版了一本介绍种痘的小册子，并精确统计计算，认为接种可以使天花的死亡率从11%下降到1%以下。华盛顿下令对全军进行接种，并为此建立了专门的医院。杰斐逊则在获得痘苗后，毫不犹豫地公开地为全家成员进行了接种，这种举动在全美国产生了积极了影响。
拿破仑在此事上也显现出了远大的眼光。他在全国各县张贴执行种痘的指示，下令所有未出过天花的法国士兵都要参加接种。他还专门下令铸造了一枚牛痘纪念章，以纪念种痘的重大意义。这枚纪念章一面是拿破仑的肖像;另一面是健壮的希腊医神和戴了防护武器的维纳斯，左边有一条小牛，右边是一根接种的针和标有“疫苗”字样的小玻璃瓶。他甚至在1800年提出，要为琴纳立一座雕像。1866年，这座雕像在波罗那建立起来。
在人类与霍乱斗争的年代，德国著名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创立了延用至今的判断传染病原体必须进行的四项实验，被称为“科赫原则”，并因此获得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
1883年6月，19世纪第五次霍乱大流行开始了。当时在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研究方面占领先地位的德国派出科赫率领的医疗小组，帮助其他国家。他们追随霍乱的行踪，先后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开罗，最后行经锡兰到达加尔各答。
早在一年前，科赫就曾从印度寄给他的部分霍乱死者的肠中观察到大量细菌，但他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在研究了40名霍乱病人，并对52名霍乱病死者进行尸解后，1884年2月，科赫宣称，鉴于在埃及和印度的观察研究，他确信，那种在霍乱病人尸体中发现的杆菌就是导致霍乱的“祸首”，它不像别的杆菌那么长直，“有点弯，有如一个逗号”。他特别提到：这种独特的有机物在霍乱患者身上能找到，但其他症状的病人却没有;等病人恢复后，又消失了;在健康的人身上，也找不到这种病菌。
这个著名的“逗号”就是后来命名的“霍乱弧菌”。
科赫的做法是：首先要在所有患者身上发现这种病毒，但健康人身上没有。然后从患者身上分离出这种病毒，并使其在培养皿内繁殖。第三步是用培养皿中的病毒使实验动物患上与人同样的疾病。最后一步要求从患病的实验动物身上分离出病毒，并证明这种病毒能在培养皿中发育。
关于疾病的科学研究并不都能顺利被接受。有时，存在于科学家之间的分歧更为严重。
与科赫同期研究霍乱的还有德国著名卫生学家彼腾科夫。后者非常反对科赫关于霍乱弧菌致病的观点。他认为，只有霍乱菌 X是不能致病的，在地点和季节相适应的条件下，土壤或地下水中还存在一个 Y， X与 Y结合成 Z后，才变成真正的致病菌。他甚至不认为，霍乱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或者饮用水进行传播的。
他在一次讲演中说：“科赫博士断言霍乱是从刚果三角洲那边传来的，照他看来……好像譬如说汉堡这个地方的霍乱就是由那里传过来的。谁都知道，汉堡与刚果河不仅位于两个国家，而且分别在两个洲呢!他还说这种微生物是栖居在人的体内，后来从霍乱病人身上掉落到饮用水里，于是传到了另外的人身上。这么说来，加尔各答某地有某一个人患上霍乱，后来，这个人把河水污染了，而另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正好喝了这水，于是被感染上了疾病。后来，这患病的第二个人仍然通过用水感染了另一个人———如此这样一个个感染下去，疾病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来到另一个大陆……这样的理论不是太荒谬了吗?
“我注意到，在某些有地下水的地方，土壤里会产生出霍乱毒素。是从土里蒸发出的这种毒素，被许多人呼吸了进去，才致发病。因此霍乱从来不是传染一两个人，而总是同住一个地方的数十数百人。”
他嘲笑科赫的理论，为之取名为“热情猎取逗号”理论。
在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当然是可笑的，但彼腾科夫在当时却有很高的权威，被称为“理所当然是当代最伟大的霍乱权威”，追随者芸芸。
彼腾科夫太骄傲了。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1892年10月的一次讲课中，他竟然打算当众把一试管“科赫的逗号”喝下去。面对惊恐万状试图阻挠的学生，他发表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演讲，要求学生们为这项实验作证：
“我应该完成这项实验，为的是使你们，使整个学术界，也使科赫本人相信他的假设的错误。我应该当着众人做这实验，而你们就应该同意作这证人。为了我，也为了科学!”
学生们惊呆了，慌作一片;彼腾科夫趁乱一口气把那些“逗号”都喝了进去，然后神态自若地站立在讲台上，对自己的行为和健康感到无限欣赏。
庆幸的是，彼腾科夫向科赫索取霍乱弧菌培养物时，科赫猜想到了用途，已把培养物多次稀释，使细菌的毒性降低到了极点。彼腾科夫因此没有患上霍乱，他只是在实验3天后患了肠粘膜炎，6天后开始腹泻，再过几天便康复了。但是，霍乱菌的侵入大大损坏了他的健康，导致机体免疫力严重下降，此后十几年间他百病丛生。他痛苦地感到自己不能再为人类科学事业做任何贡献了，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布罗德街水井在哪儿?”
科学的进步从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公共卫生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从1831年起，因交通方式的变革，起源于印度的霍乱在伦敦登陆。那时的细菌学尚不发达，人们认为是由于呼吸了带有毒气的空气才引发了疾病。从1831年到1854年，英国共流行了四次大霍乱，数以万计的人死去，刚刚工业化的城市在一次次传染病浪潮中受到巨大打击，但“毒气”观点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伦敦一位年轻的医生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叫约翰·斯诺。这个农夫的儿子本来是妇产科的一名麻醉师。他在长年从医经验中发现，霍乱不像当时的其他传染疾病那样，首先表现为寒颤、头痛或高烧，霍乱患者的最初症状都是从消化道开始的。
“不，不可能是空气。”他想。最可能的原因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食物或者水才是最有可能的途径。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他于1849年专门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霍乱的传播方式》。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观点。
1853年，又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在英国开始流行。疾病蔓延到伦敦以前，已经造成一万多人死亡。1854年，伦敦的索斯沃克区和朗伯斯区有病例发生。伦敦南城的一处叫“索豪”的居民区，也有一些看起来互无联系的病人。但是，在那一年的8月31日，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接下来的3天内，在索豪区布罗德大街上死了127个人。不论穷人还是富人，只有极少数的家庭还剩下一两名家庭成员。一周之内，这个区剩余人中的四分之三弃家逃跑，家家门窗紧闭，道路空无一人。到9月10日时，已经有500多人死亡。人们回忆起中世纪的黑死病大流行，以为又将在劫难逃。
斯诺感到，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到来了。他放弃了其他工作，起早贪黑，无偿地投入到追寻流行病因的工作中去。他到伦敦死亡登记中心，要来了所有因患病去世的人的详细住址，把每个死者都用一个黑点表示，登记在一张伦敦地图上。连续几天对患病家庭的调查，他的目光焦中到了布罗德大街与牛津街交汇处的一个水井上。他后来写道：“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死者都住在离这口井不远的地方。”事实上，离这儿不远的另一个水井周围的居民中，仅有10名死者———这其中有5名经常饮用布罗德街水井的水，还有3名是小学生，他们也许在上下学的路上，也喝过这口井的水。
斯诺对这口井取样，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里面含有一些“白色的带有绒毛的微粒”。9月7日时，他已经确定，这口井就是散布霍乱的原因。斯诺找到了主管人员，告诫他们，应该封闭这口井，以防止霍乱进一步蔓延。
那些官员根本不相信斯诺，但他们表示愿意试试———他们取下了水泵的摇把。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发病的人数迅速减少，到9月底，死亡数字在616名时停止了。
斯诺并没放弃继续调查。他发现许多因素与自己的结论不相符。
一位住在城市西部的寡妇在9月2日因霍乱死了。她与布罗德街的水井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同的还有住在另一个城区的一个女孩儿。斯诺到那个寡妇家里进行调查。从儿子那里得知，这个寡妇曾在布罗德街居住过，她声明自己非常喜欢布罗德水井的味道，搬走后每天都派仆人到这里打一大桶水回去喝。最后一次打水就是在8月31日。而第二个女孩儿恰巧是这个寡妇的侄女儿，她曾在8月31日造访，并和姑妈一起喝了这桶水。
在布罗德街拐角处的一个工厂里，有530多人，却只有5个人患了霍乱。斯诺前去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工厂有自己的水井，并不从街上的水井里取水;在布罗德街酿酒厂，70名工人里无一患病，原来工厂每日提供给工人免费啤酒，“根本没人喝水”;另一个住在另一城区的军官也患霍乱死去了，原来他曾到布罗街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席间喝了一杯从布罗德街水井打来的水。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布罗德街的水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水井被污染呢?在一位牧师的帮助下，斯诺找到了原因。就在8月底大流行开始前，住在布罗德街40号的一个小男孩儿出现了霍乱的症状，家里人把为他洗尿布的水倒在了离布罗德街水井不远的排水沟里，而这个排水沟与布罗德街水井并未完全隔离。
但政府当局全然不理会斯诺的观点和警告，他们在后来发表一份报告中声称：我们找不到任何接受斯诺观点的理由。
一年之后，伦敦一份叫《建设者》的杂志刊登了斯诺的发现，同期还刊登了一份对伦敦地下水系统的调查。调查表明：许多年来，伦敦的地下水系统没有任何改善，排水沟露天敞着，许多家庭的水槽都设在地窑里，非常接近没有经过任何净化的排水沟。这份杂志发出呼吁，要求政府“立即清洁所有的排水沟———不是把它们掩饰起来，而是彻底清除。”
这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渐渐被人们接受，霍乱弧菌的发现更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和地下水功能的重视，欧洲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进行改善。自那以后，英国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
虽然约翰·斯诺没有发现导致霍乱的病原体，但他创造性地使用空间统计学查找到传染源，并以此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今天，绘制地图已成为医学地理学及传染病学中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斯诺的霍乱地图”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当医学家遇到棘手的传染病问题时，他们常常会问：“我们的布罗德街水井在哪儿?”
古老的传染病一个个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又接踵出现
找到了传染源，发现了致病菌，制造了疫苗，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中，同样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故事。
疟疾也是一个古老的传染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由按蚊传播的。1996年，纽约自然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块中间粘着一只蚊子的琥珀，经检测，认定是9000万年前的。这说明，这种疾病的传播者在那么久远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直到19世纪末，才由英国微生物学家罗斯证实蚊子传播疟疾的发现。当时，全世界每年有3亿人感染疟疾，约300万人死于此病。罗斯的发现对控制疟疾传播起了决定性作用。
开挖巴拿马运河时，建造这项工程所遇到的最大困难，竟是很多工人患了疟疾和黄热病，使工程根本无法继续进行。由于罗斯的发现，政府下大力气消灭了蚊子，才保证了运河的最后建成。巴拿马区的首任卫生官、负责灭蚊工作的戈尔加斯上将，特地为此向罗斯表示深深感谢：“是您的发现使巴拿马在海峡上建造起运河。”
灭蚊行动在一个世纪之后却带来了巨大灾难。20世纪50年代，马来半岛婆罗洲的许多人感染了疟疾，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一种简单、也是直接了当的解决方法：大面积喷射DDT消灭蚊子。蚊子死了，疟疾得到控制。可是没过多久，当地老鼠数量迅速增加，又面临着爆发大规模斑疹伤寒和鼠疫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DDT在杀死蚊子的同时，还杀死了一种小黄蜂。小黄蜂是一种毛虫的天敌，这种毛虫专吃屋顶的茅草。黄蜂大量减少，使毛虫大量增加，导致人们的屋顶纷纷倒塌。被毒死的蜂成为壁虎的粮食，壁虎又被猫吃掉……DDT的使用，无形中建立了一条新的食物链，其结果是对当地的猫造成巨大杀伤力，猫数量的减少直接导致老鼠大量繁殖。
面对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瘟疫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向婆罗洲空降1.4万只活猫。
在漫长的与疟疾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生长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金鸡纳树皮对治疗这种疾病有奇效。于是，在17世纪，随着西班牙人统治了秘鲁，它的作用被欧洲人认识。大量的金鸡纳树皮被运往欧洲，高价出售。
高额利润驱使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冒险者前去砍伐，滥伐使当地森林遭到极大破坏。到18世纪中期，这个为人类健康带来巨大好处的树种几乎绝种。直至100多年后，法国植物学者和荷兰政府，才将金鸡纳树种带到爪哇，发展起了专门种植金鸡纳的大工业，在创造巨大利润的同时，挽救了这位人类的“恩人”。
金鸡纳树皮里含有30多种生物碱。1820年，法国两位化学家从中提炼出奎宁，制成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药物突然不那么管用了。科学家发现，疟原虫演化出了抗药菌株。自那时起，无论专家们使用什么新药或药配伍，总有一些疟疾能够设法逃避药效。至1997年，全球仍有90多个国家面临疟疾的威胁，每年约有100万儿童因此死亡。
与此同时，古老的传染病一个个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又接踵出现。艾滋病、埃博拉病毒、西尼罗病毒，不断在人类社会造成大范围恐慌和社会问题，环球旅行的便利更增加了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机会和速度。
美国生理学教授戴蒙德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写道：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这场竞赛的形式究竟是闪电战、游击战还是持久战?
环保人士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认为新型传染病的爆发，是人类过度开采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香港著名环保人士吴方笑薇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三四十年间开展黄金梦的旅程以来，香港人一直在追求金钱、享受和物欲。有多少人停下来反醒一下繁荣的代价?有多少人想过，急功近利的发展、破坏、浪费和污染，会令680万人赔上健康、性命和生机?
法国作家加缪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鼠疫》中警告：“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如果人类不彻底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
